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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提案】吳洪英代表建議:支持培育成都市、攀枝花市、西昌市釩鈦新材料集群

    2022-03-09 09:46:00

    中國冶金報 中國鋼鐵新聞網
    兩會報道組記者 何惠平 報道
     
      支持培育成都市、攀枝花市、西昌市釩鈦新材料集群
      “為聚集關鍵技術突破力量,構建釩鈦新材料集群新生態,保障國家戰略資源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建議由工信部高格局統籌,支持成都市、攀枝花市、西昌市聯動培育釩鈦新材料集群,打造世界級釩鈦新材料制造集群。”全國人大代表,攀鋼釩鈦安全環保部總經理吳洪英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期間建議。
    圖為全國人大代表,攀鋼釩鈦安全環保部總經理吳洪英
      釩鈦是國家戰略資源,是綠色低碳優勢產業。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構建新格局的背景下,釩鈦新材料產業的格局面臨深度調整和競爭考驗。
      吳洪英指出,目前,我國在釩鈦新材料方面還存在“卡脖子”技術,高端鈦合金零部件、宇航級釩鋁合金等關鍵材料,存在“完全依賴”、“嚴重依賴”國外的問題。
      她認為,成都、攀枝花、西昌三市聯動,培育釩鈦新材料集群,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釩鈦資源豐富。攀枝花和西昌所在的攀西地區,釩鈦磁鐵礦資源豐富,稟賦獨特。已探明儲量為95億多噸,占全國鐵礦資源量的19.6%。其中,鈦資源(TiO2計)儲量8.7億噸、釩資源(V2O5計)儲量1862萬噸,分別占全國的90.5%和52%,占世界的35.2%和11.6%,發展釩鈦新材料集群資源優勢突出。
      二是產業基礎雄厚。攀西地區是中國釩鈦資源的主要供給區和發展承載區,為國家提供了50%以上的釩產品、85%以上的鈦精礦、20%以上的鈦金屬和15%以上的鈦白粉。攀鋼集團、成飛集團、東方電氣、龍佰集團、攀云鈦等,是我國釩鈦新材料生產供應與應用的骨干企業,三市聯動,可構建資源-冶煉-加工-應用釩鈦新材料全產業鏈供應鏈。同時,已建成6個國家級、35個省級釩鈦科技創新平臺,包括國家級技術中心、釩鈦資源綜合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鈦鋼聯合實驗室等,培育釩鈦新材料集群基礎雄厚,前景廣闊。
      三是可增強發展主動權。三市聯動,將成都市的政策優勢、市場優勢、人才優勢、資金優勢、研發優勢等與攀枝花市、西昌市的資源優勢、產業基礎等融合,實現產融、產教、產城、產業鏈聚合,推進產學研用深度融合,打造產業新優勢,強化釩鈦新材料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握牢釩鈦新材料產業發展主動權,增強對關鍵領域、關鍵材料和關鍵產品的保障能力。
      四是國家釩鈦產業聯盟可為集群提供強大支撐。為推進釩鈦產業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深化釩鈦戰略資源綜合開發利用,保障國家戰略資源安全,由國內釩鈦產業核心企業和相關高校、科研院所組建的國家釩鈦產業聯盟即將成立。攀鋼集團是聯盟的理事長單位,包括成飛集團、東方電氣、西南交大、四川大學等65家產學研用成員單位,重點履行技術創新、產業協同、應用推廣等核心功能,完成政策集聚、要素集成、產業集群等戰略任務。成員單位創新活躍、結構優化、耦合優勢突出,可為培育釩鈦新材料集群提供堅強支撐。
      此外,她還建議釩鈦新材料集群要做到以下三點:
      其一,在頂層設計上,聚焦釩鈦新材料集群。把培育釩鈦新材料集群上升國家戰略措施,以培育釩鈦新材料集群為牽引,加快釩鈦新材料產業發展,打造世界級釩鈦新材料集群,使其成為能夠履行國家戰略,完成國家突破“完全依賴”、“嚴重依賴”釩鈦關鍵材料的戰略任務的先鋒力量。
      其二,支持建立釩鈦新材料創新發展新生態。支持由攀枝花市、西昌市和攀鋼集團、四川省釩鈦鋼鐵產協會等發起設立國家釩鈦產業聯盟,集聚全國優勢力量,增強創新能力,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制訂政策,精準施策,激勵鞭策,支持產業轉型升級,實現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化,構建現代產業體系;錘煉世界級龍頭企業,帶動集群發展,快速提升釩鈦新材料集群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
      其三,在集群遴選時給予專項指導。工信部通過競賽方式遴選擬培育的先進制造業集群,機制突出競爭性,是產業治理和推動產業發展的新模式,保證了集群的戰略性和先進性,對建立成都市、攀枝花市、西昌市釩鈦新材料集群是機遇更是挑戰。希望工信部相關部門,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下,對三市聯動申報釩鈦新材料集群給予指導,以提高效率,完善材料,促進釩鈦新材料集群早日加入國家支持的先進制造業集群,更好地履行保障國家資源和產業安全的戰略任務。
      推動建設國家級釩鈦領域創新聯合體
      “自國家發展改革委2013年批復成立攀西戰略資源創新開發試驗區以來,國家釩鈦產業發展已經有長足進步。”全國人大代表、攀鋼釩鈦安全環保部總經理吳洪英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期間表示,“但當前,釩鈦資源與釩鈦產業高質量發展創新供給的系統性、整體性嚴重不足,攀西戰略資源創新開發試驗區的釩鈦產業發展還嚴重受制于系列“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
      吳洪英指出,這些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釩產業方面。釩資源綠色高效高值制造技術突破不夠,傳統提釩工藝存在固廢產生量大、廢水氨氮含量高、高堿尾渣資源化利用困難、能耗高等問題,氧化釩清潔生產工藝亟待推廣,新一代鈉化提釩制備技術需加快研究突破。在釩產業鏈延伸方面,國內以鋼鐵領域用釩和民用級釩鋁合金為主,高性能釩電池、高品質釩合金、釩功能材料等非鋼領域釩產品占比不到5%,較世界平均水平10%尚有明顯差距。
      二是鈦產業方面。國家重大工程、國防建設和民用領域對鈦的新材料需求強勁,但高端產品嚴重不足,不僅制約了將鈦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更制約著我國關鍵鈦及鈦合金戰略材料的自主可控。如:航空、艦船用和轉子級高端海綿鈦;一些特殊要求高質量的鈦型材、航空用鈦合金、醫用鈦合金、鈦合金薄板等仍需從國外進口。
      三是釩鈦磁鐵礦資源綜合利用率方面。釩鈦磁鐵礦資源是支撐我國釩鈦、鋼鐵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獨特資源。攀西地區已探明釩鈦磁鐵礦儲量占全國儲量的 83%,其中釩、鈦儲量分別占全國的 63%和 93%,其高效開發利用是保障我國釩鈦戰略資源供給安全的“壓艙石”。攀西釩鈦磁鐵礦是一種多金屬致密共生、有價元素品位低的難利用礦,目前制約鐵資源經濟利用、低品位高鈣鎂鈦資源高值化利用、釩資源綠色利用的關鍵技術雖有進展但仍未完全破解,原礦中鐵、釩、鈦資源利用率分別為 70%、44%2和9% 。總體上我國戰略資源特別是鈦資源自給率不高,對外依存度高達 40%,資源安全面臨重大挑戰。
      四是創新平臺方面。由于攀西資源稟賦原因,攀西資源開發利用可借鑒的成熟技術不多、水平不高,必須依靠自主創新、系統集成創新實現新的突破。一方面,由于釩鈦屬于小眾金屬,國內相關研發單元不多、且分散,另一方面,釩鈦創新平臺建設力度不夠,針對釩鈦資源綜合利用的國家級創新平臺僅有一家(釩鈦資源綜合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級創新平臺不足,創新能力及創新合力不足。特別是面對立足新階段、樹立新理念、構建新格局的總要求,我國釩鈦產業現狀與國家需求尚有較大差距,亟須協同國內外優勢創新資源,構建全國釩鈦產業鏈協同創新體系,強化攀西釩鈦磁鐵礦的綠色、高效開發與后端應用的互補優勢,合力研發推廣釩合金、鈦合金等系列新材料,加快形成世界級的釩鈦產業集群,助推我國釩鈦新材料及高端制造產業高質量發展和國家重大工程關鍵核心材料自主可控。
      吳洪英進一步指出,以往由大學、科研院所牽頭組織實施技術攻關的組織方式,存在諸多缺陷:一是創新資源分散,大學、科研院所、企業各自為政,在科研方面缺乏聯合攻關力量的體制機制,存在大量重復攻關、無效科研的情況,沒有發揮集體智慧攻克關鍵技術難題,造成大量科研資源浪費。二是單個涉釩鈦企業創新能力不足。總體來說,企業規模不大,科研平臺、科研人才、科研項目等方面都較為薄弱,并且部分企業過度追求短期經濟效益,忽視科技研發,投入不足,科技創新基礎不牢,技術創新能力提升較慢。三是沒有建立有效的產學研用創新鏈條,企業與科研院所、高校等合作交流不夠,科研基礎較薄弱,產業支撐不足。
      吳洪英認為,創新聯合體作為新型的科技創新組織形式,能有效促進在全國范圍內整合釩鈦領域優勢創新資源,深層次推動企業、高校、科研院所有機協同,形成合力開展攻關,有效解決釩鈦領域“卡脖子”技術攻堅難題。
      對此,吳洪英建議:
      一是,將建設國家級釩鈦領域創新聯合體納入支持范圍。明確支持以鞍鋼(攀鋼)為主體組建釩鈦領域創新聯合體,并支持該創新聯合體承接國家“卡脖子”技術攻關和重大攻關任務,制定創新聯合體建設的階段性目標和攻關計劃,力爭“十四五”期間圍繞釩鈦領域組建一個機制靈活的國家級創新聯合體,在聯合攻關上取得重大進展。
      二是,支持該創新聯合體在國際國內范圍吸納優勢科研力量。幫助協調國際國內有建設需求及意愿的相關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參與該國家級創新聯合體建設。積極推進將該創新聯合體建設工作納入四川省“十四五”重點工作計劃并給予政策和資金支持。
      完善跨省區水電稅收分配制度
      全國人大代表、攀鋼釩鈦安全環保部總經理吳洪英今年重點關注的是跨省水電稅收、水電水資源稅分配政策完善、制度健全問題,并就此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期間建議,稅務部門能就此展開專項調研,稅企攜手共同服務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
      吳洪英認為,當前跨省區水電稅收分配機制需要進一步完善。主要政策依據是《財政部關于跨省區水電項目稅收分配的指導意見》(財預〔2008〕84號)文件第一條規定:“以地區間平等協商為主,經協商難以達成一致意見的,經有關省申請,由財政部參照本意見研究辦理”。
      她指出,在該政策具體落實中,跨省區水電項目稅收分配地區間協商不一致的情況較多,上報財政部遲遲未能研究解決,存在財政部牽頭研究的機制不夠明確、不暢通,久拖不決的情況,導致地區間稅收分配不能及時得到體現,從了解情況,有的跨省區水電項目投產長達8年仍未得到及時分配。
      吳洪英介紹,四川攀枝花市觀音巖水電站跨云南及四川兩省,四川、云南多次磋商并上報財政部至今仍未達成一致,最近一次兩省磋商時間為2021年5月10日,該項目2014年開始發電,至今企業所得稅在四川仍未分配,增值稅僅從2020年4月開始在四川攀枝花繳納(攀枝花暫按8.91%,現云南提出攀枝花應為3%),自2014年至今,四川未參與分配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合計約9億。
      對此,她建議:財政部等部門進一步明確協商解決機制、途徑,建立定期研究跨省區水電稅收分配問題機制,確保該政策及時落地落實。
      吳洪英同時認為,跨省區水電水資源稅分配政策也需要進一步完善。主要政策依據是《擴大水資源稅改革試點實施辦法》(財稅〔2017〕80號)第二十一條規定:跨省(區、市)水力發電取用水的水資源稅在相關省份之間的分配比例,比照《財政部關于跨省區水電項目稅收分配的指導意見》(財預〔2008〕84號)明確的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稅收分配辦法確定。
      她指出,《財政部關于跨省區水電項目稅收分配的指導意見》(財預〔2008〕84號)主要基于水電生產環節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分配比例,而水資源稅征稅對象、計稅依據與增值稅、企業所得稅有較大差異。水資源屬于對資源開發利用的補償性稅收,水電站水資源稅計稅依據是取用產生的發電量而不是庫容量,庫區形成后,水力發電使用的水在流動過程中無法界定各省所屬水量,參考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稅收分配比例不能充分反應水資源稅特點。
      對此,她建議水資源稅按照跨省各50%進行分配,不參考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分配比例。

    來源:中國冶金報-中國鋼鐵新聞網

    編輯:張雨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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